近代以前，中国曾有过两次翻译高潮。第一次是汉末至宋初绵延十多世纪大规模的佛经翻译运动，鼎盛期在唐代，翻译主体是西域高僧。历时千年的佛经翻译运动，对中国文化各个层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土思想、信仰、宗教、习俗、语言、文艺等，皆因佛经翻译与传播而发生新变。第二次是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翻译主体是来自欧洲的耶稣会传教士。他们译介到中国的天文、地理和自然科学知识，直接影响了明末清初的士大夫阶层，间接启发了近代中国自强革新运动中的知识分子群体。晚清以降大规模的西学翻译活动，是中国历史上第三次翻译高潮，翻译主体是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近代中国有意识、成规模的文学翻译出现较晚，大约在戊戌变法时期。
洋务运动期间，国内最有代表性的几家译书机构，京师同文馆以译述公法书籍为主，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以翻译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基础理论书籍为主，广学会以译述宗教类书籍为主。甲午之后，国人渐知泰西富强之术尤在其制度与学术。此后，译介西方政治、历史、法律、教育、哲学等社会科学类著作的风气渐开。1896年，梁启超所撰《西学书目表》，首列西学诸书，次列西政诸书，再次为西人议论之书（杂类），而西洋文学书籍不在其列。在以“致用”为目的的译书原则指导下，并非“有用之书”的西洋文学，尚不为时人所重。
如果不把外国传教士宣传基督教义和西洋文明的译著文献中夹杂的一鳞半爪的文学译作纳入考察范围的话，中国近代翻译文学的萌芽，大约始于19世纪70年代。1871年，王韬、张芝轩合作编译的《普法战纪》，可视为近代散文翻译之滥觞；其中的法国国歌和德国《祖国歌》，可视为近代诗歌翻译之肇端。1873年，蠡勺居士翻译的英国长篇小说《昕夕闲谈》，连载于近代中国第一份文艺杂志《瀛寰琐记》，是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翻译的第一部西洋长篇小说。但总体而言，此时西方文学的价值尚未为国人所认知，文学翻译可谓寥若晨星，其社会影响亦很有限。
戊戌变法前后，小说文体受到了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重视，域外小说翻译被维新派知识精英提上议事日程。1897年，康有为所编《日本书目志》特设“小说门”，收日本小说1058种，并在“识语”中呼吁：“亟宜译小说而讲通之，泰西尤隆小说学哉！”同年，严复、夏曾佑在《国闻报》发表《本馆附印说部缘起》，亦称“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并拟广为采辑编译。1898年，梁启超在《清议报》发表《译印政治小说序》，声称“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并“特采外国名儒所撰述，而有关切于今日中国时局者，次第译之，附于报末”。维新派知识精英对小说的推重及对翻译小说的大力倡导，为译介域外小说提供了理论依据，制造了社会舆论。于是，域外小说的译介工作，被梁启超等人视为改良群治、新民救国的思想启蒙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域外文学尤其是政治小说译介方面，梁启超不仅是一位有力的倡导者，也是一位开风气之先的实行家。1898年底，梁氏译介的柴四郞《佳人奇遇》在《清议报》“政治小说”专栏连载，是为近代中国政治小说译介之开端。任公译本不仅宣传了弱小国家救亡图存的复国活动，也反映了与西方列强抗衡的民族主义意识，契合了时代思潮。1903年初，梁氏所撰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在《新小说》连载至第4回，出现了英国诗人拜伦《渣阿亚》和《端志安》诗章中译片段，是为最早见诸报章的拜伦诗歌之中译。后者是著名的《哀希腊》第1、3节，用曲牌《沉醉东风》《如梦忆桃源》意译而成，通俗易懂，活泼晓畅。最后一节中的诗句“奴隶的土地，不是我们应该住的土地；奴隶的酒，不是我们应该饮的酒!”堪称白话新诗。梁启超大力倡导并躬身实践的政治小说翻译活动，开小说界革命先声。
近代中国以译才并世的严复和林纾，在近代西洋思想和文学翻译领域做出了开拓性贡献。1898年，严译《天演论》的问世，不仅以巨大的思想威力在中国知识界发挥了振聋发聩的启蒙功效，而且以“骎骎与晚周诸子相上下”的渊雅文笔和“信、达、雅”的翻译标准，对西学翻译和文学翻译产生了极大的示范效应。1899年，林纾与王寿昌合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的刊行与风靡，引起了中国读者尤其是士夫阶层对外国小说的好奇与好感，“外国的《红楼梦》”不胫而走。1903年后，随着商务印书馆策划的大型域外小说翻译丛书“说部丛书”的陆续推出，作为其主打品牌的林译小说大量问世，经久不衰。1914年，商务印书馆又策划推出“林译小说丛书”，依然畅销。林译小说为中国读者打开了一扇通往世界的文学之窗，于潜移默化之中改变了中国读书人对于外国文学的偏见，对清末民初小说创作产生了直接影响，也哺育了五四一代新文学作家。
小说界革命时期，一批文学期刊纷纷问世，为翻译小说提供了重要刊发阵地。1902年创刊的《新小说》，1903年行世的《绣像小说》，1904年创办的《新新小说》等，均以“著译参半”相号召；1906年创刊的《月月小说》，更是明确把“译著”放在首位，“撰著”放在第二位。其后陆续创办的小说杂志和综合性报刊，大都兼刊译著，乃至出现重翻译而轻创作的倾向。近代书局与期刊杂志对翻译小说的青睐，印证了翻译小说不错的出版业绩和市场行情，也反映出国人趋新求变的阅读期待与社会心理。
古文家林纾翻译小说主要着眼于读者市场与因文见道，政治家梁启超翻译小说主要着眼于改良群治与思想启蒙，小说林社同人曾朴、徐念慈、黄人等的小说评论与翻译小说，已经开始自觉地肯定西洋小说的艺术价值，并将其作为中国小说家师法的对象与楷模。《小说林》杂志以“输进欧美文学精神”相标榜，倡导译介世界名家名著；在此前后，小说翻译家的艺术眼光有了明显提高。1905年之后，西洋小说“名著名译”显著增加，吴梼译莱门忒甫《银钮碑》、溪崖霍夫《黑衣教士》，伍光建译大仲马《侠隐记》《续侠隐记》《法宫秘史》，林译小说中的司各德《撒克逊劫后英雄略》、达孚《鲁滨孙漂流记》、斯威佛特《海外轩渠录》、迭更司《块肉余生述》《贼史》、西万提司《魔侠传》、德富健次郎《不如归》等，奚若译《天方夜谭》，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译的雨果《孤星泪》，曾朴译嚣俄《九十三年》，戢翼翚译普希金《俄国情史》，马君武译托尔斯泰《心狱》，包天笑译契诃夫《六号室》，陈家麟、陈大镫合译托尔斯泰《婀娜小史》等，相继问世。短篇小说数量的增加和质量的提高，亦是此期小说翻译界发生的明显变化。其代表性成果，晚清有周氏兄弟翻译的《域外小说集》，民初有周瘦鹃编译的《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刻》等。
鲁迅，周作人《域外小说集》
光宣之际，马君武、苏曼殊、辜鸿铭等诗歌翻译家的出现，标志着西洋诗歌翻译进入了独立自觉的新阶段。马君武翻译的裴伦《哀希腊歌》、虎特《缝衣歌》、贵推《米丽容歌》《阿明临海岸哭女诗》等，苏曼殊翻译的拜伦《赞大海》《去国行》《哀希腊》等，刘师培翻译的《德意志国歌》等，辜鸿铭翻译的柯伯《痴汉骑马歌》等，都是传诵一时的名篇。晚清时期有目的、有意识的诗歌翻译活动，汇入诗界革命运动的时代潮流之中，成为中国诗歌近代新变的原动力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