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王方壶
1978年于河北省平山县战国中山王墓出土，方体，小口，斜肩，腹两侧有一对环耳，这是战国中、晚期常见的方壶形式。它在造型上的突出特点是，使用了八条雕龙为装饰。在壶盖上有四个抽象的龙形钮，在壶肩四棱上各雕塑有一条小龙，龙头冲上，独角大耳，颈背生鬃，长尾。这些龙装饰的使用，为光素无花纹因而略显呆板的壶体增加了活泼气氛，而龙身无繁缛的花纹，与壶体协调相称，共同构成一种素雅明快之美感。
该壶最受学术界珍视之处，是它的四个光平的腹壁上，用纤细的笔道、工整优美的篆书，刻下的长达四百四十八个字的铭文。根据铭文的记载，这是一件中山国王命令其相邦（相国）铸造的酒器。该壶铭文云：“择燕吉金，铸为彝壶，节于禋〓，可法可尚，以飨上帝，以祀先王。”意即选择燕国优质铜，铸造铜壶，按照禋祀的礼仪规定装酒，用于祭祀上帝和祖先。在铭文中说该器叫做彝壶，用来盛祭祀上帝、祖先的酒。到了汉代，人们给这种方体铜壶起了个专名叫做“钫”。
中山王方壶
中山王方壶
中山王方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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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文大约刻于公元前314年。是迄今发现的第三长（450字）的铭文。记录了本壶的制作时间（中山王璺14年）、用料（择燕吉金）、动机等情况。把先王值得赞美的功业和事迹刻在壶上，以显扬先君光辉的德行。 把燕国国君子哙仿效尧以国禅让子之所造成的国亡身死、卒为天下耻笑的教训也镌刻在壶上，以告诫继位的君王。表彰相邦用“竭志尽忠”地辅佐中山王璺“协理国事”，早晚不懈地举贤荐才，任用能人，并“身蒙甲胄，以诛伐不顺之人（指燕国的子之“作人臣却反使其君为臣”之事），为中山国开拓了疆界等辉煌功绩。
通过这个方壶和另一个著名的铁足铜鼎的铭文，结合史籍资料，让我们解开了中山国的神秘面纱。
中山国是由世居西北草原的白狄族鲜虞部建立的，立国后称为中山，春秋（公元前770－476年）时期，中国北方的戎狄十分强盛，常常大举内侵，直逼中原。公元前7世纪中期，陕西北部和山西西北部的部分白狄，东进到太行山东侧，首先占领了力量薄弱的鲜虞地区,并在公元前六世纪中期建立了鲜虞、肥、鼓等部落联盟，后两者不久即被灭亡，只有鲜虞牢牢地将根基扎在中原,它的国都初在新市(今正定东北新城铺),后来迁到唐县西北峭岭名中人的地方，其国名也因此而改称“中山”。
在各诸侯国连年不断的征伐中，历史进入了一个群雄并起，割据争霸，战争更为频繁的新时期－－战国。据有关材料研究考证，战国时中山国的国君有文公（武公追封）、武公、桓公、成公、璺王、尚王等七代。面对虎视眈眈的强邻，国运更加多桀，特别是在公元前409年，魏文侯以乐羊为将，由熟知内情的狄族人翟璜、翟角参与谋划，大举进攻中山。中山虽倾国迎战，但因寡不敌众，在坚持了三年之后终告灭亡，成为魏的附属国。魏国对中山国施行宽柔政策，并把先进的中原和魏国文化带到中山，促进了这一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及民族间的相互融合，中国山的文化国的文化面貌也因此发生了巨大变化。
中山虽亡于魏国之手，但并未绝祀，其中有部分力量转移到太行山区，以求复国。经过二十多年的励精图治、积蓄力量，在公元前380－378年间终告成功。桓公率领他的追随者杀出了太行山，重新回到阔别二十多年的故土，并将都城迁到灵寿（今河北省平山县三汲乡境内），坐落于滹沱河北岸的丘陵台地上，充分利用太行山脉和自然河沟等天然屏障护城。城址南北4.5公里，东西4公里，内分东、西两城，东城北部为宫殿区,其南部官署区,居住区和手工业作坊区,西城部分为中山王墓区,南部王公苑囿和商业区、居住区、农业区。作为中山国最后一个国都，它见证了这个国家的鼎盛与最后的衰亡。
桓公和其后的成公为中山复国和发展壮大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在公元前328年左右，正当国家大致稳定巩固，可以和邻国抗衡时，成公却崩逝了。中山国史上最有作为的国王－－璺登上了的历史舞台。
璺（应为昔字底，而非玉），读suo（错）音，有措置得当之意。一直以来是被作为中山国一位英明君主来看待的。他在16岁即位，共统治中山国20年，任用先朝老臣司马用为相，把这个中原地区惟一由北方民族建立的国家逐渐带向了繁荣与兴盛。公元前323年，21岁的国君璺与韩、赵、魏、燕等几个万乘之国一起称王。公元前314年还趁燕国内乱齐伐燕之时，掠燕地数百里，列城数十，采燕吉金和重器，并参加了迎立新王的活动，然后很快回师，因而受到了周天子的褒奖和诸侯的祝贺。正当国力蒸蒸日上时，璺王却以36岁的英年早逝了，这一年是公元前308年，继位的儿子，虽然仍以年老的司马用为相邦，但国力已开始衰落。
中山国和赵国世代为仇，经常发生战争。历史上著名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改革，一个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强兵富国消灭中山。公元前306年赵联合燕，南北夹击中山，经过多年的激战于公元前296年占领了中山国，中山王子咨奔逃齐国，很快客死异乡。赵国立了一个傀儡尚作国王，一年后就把尚遣送回白狄老家陕北肤施。从此，白狄人再也没有回到太行山脚下，重建他们的家园。
中山方壶铭文局部
中山方壶铭文局部
中山方壶铭文局部
中山方壶铭文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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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王圆壶
为中山王的嗣王为先王所作。圆壶为短颈鼓腹,两侧有二铺首，圈足，有盖，盖饰三钮,通高44.5厘米，腹径32厘米，腹与圈足皆有铭文，腹部铭文59行、182字。
中山王鼎、壶的铭文内容相似,主要是赞颂相邦率师伐燕而建立的功勋，并谴责燕王哙让王位于燕相子之，因为“臣主易位，逆天违人，故身死国亡”。文献记载，当时只是齐国乘机入侵，攻破燕都。今据鼎、壶铭文，中山国的相邦司马也率师参加了这次伐燕，并夺地数百里，城数十座。齐伐燕事发生在周慎靓王五年（公元前 316），鼎和壶的铸造时间当在此后不久。
中山王圆壶 旁边玻璃瓶里装的是壶里倒出来的液体 据说是酒
中山王圆壶
中山王圆壶
中山王圆壶
中山王圆壶 壶脚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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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王墓出土情况简介
战国时代群雄并起，相互割据称霸，曾出现包括秦、楚、齐、燕、韩、赵、魏在内的战国七雄。在这个弱肉强食的年代，一个国家能否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国的军事实力，北方小国中山拥有强悍的军队号称“千乘之国”而成为曾经左右政局变化的关键因素，在强邻的夹缝中顽强生存，后期周旋于七雄之间，国君曾经称王。《战国策》有《中山策》，当时的纵横策士，颇看重中山国所处的地理位置与实力，说明中山国足以立身于七雄之间。更为重要的是中山是由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政权，从出土的文物看，后期中山国虽然仍保留某种程度的戎狄之风，但已经华化，中山国的青铜铸器也有很高的工艺水平，这说明华夏文化与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的融合。但是有关中山国的历史，史书中无详细记载，中山王墓的出土在很大程度上补足了这一缺陷，由此笼罩在上面的那一层面纱得以掀开。下面先简要的介绍中山国的历史，然后再主要以河北平山中山王墓的出土情况（分为墓葬制度和出土器物两个部分）做一个简要的介绍。
一 概述
中山国是由北方草原上的少数民族白狄创立，最初被称为鲜虞，后称中山。公元七世纪左右，鲜虞向中原一带内迁，并且建立了自己的王国，在与中原强大势力的竞争中，鲜虞中山国的命运可谓一波三折，曾经一度失国。大概三十年后，中山复国，桓公及其追随者从太行一带返回故土，并且迁都灵寿，公元323年，达到鼎盛状态，王昔与韩、赵、魏等国国君相继称王，之后在参与齐国对燕国的讨伐中，中山国占地掳物，迎立新君，并由此获得周天子的嘉奖。但是之后中山国处于衰败的过程中，势力一蹶不振，最终被赵国所灭，这一次，他们再也没有回到太行脚下重振家园。关于这一段历史，史书中有所记载，但是仍然有许多疑问使得这一小国的历史不完整。新中国的考古给我们展现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中山国。这一墓葬考古的出土也是经过了相当长的时间。1935年，平山县三汲乡南七汲村出土了一块刻有文字的“大河光石”，经过认定，三汲一带是战国中山国国王的园囿和陵墓所在地，中山国扑朔迷离的历史初露端倪。1956年当地农民在掘井时，发现了战国时期的青铜车器，其后出土过一些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和刀币。1973年，发现了古人修建陵墓时专门建造的封土，而如此壮观的形制，也只有王侯一级的人物才有资格“享用”。在附近地面上还有一些战国时期的陶片等，说明这里应该是战国时期的墓葬。之后在墓南东侧发现车马坑1座，西侧由东向西排列有车马坑1座、杂殉坑1座，葬船坑一座；还分别在墓的东面、北面西侧和西面发现了陪葬墓6座。1976、1977年，经过整理确认，中山王墓的出土正式向外公布
中山王墓出土现场照
公乘得守丘刻石(大河光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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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山王墓葬制度
墓葬在一定程度上是当时社会生活的一种物化形式，发展到东周，原来的一套制定严格的墓葬制度到此时已经遥遥欲坠，战国时期更加明显，而中山王墓的出土情况也正式反映了这一改变。中山国都城灵寿城及中山王墓地处河北省平山县，属于中原的边缘地带，由于民族融合，中山国与中原各国在文化面貌上基本一致，中山王墓及其陪葬墓在“随葬的铜器或者陶器，主要都有鼎、豆、壶、区（内为也）和鸟柱盘、筒形器等，基本组合与三晋墓葬相同，而铜器的形制尤为接近”。特别是墓地的布局情况与辉县固围村魏王室墓地及邯郸赵王陵墓地极为相同。中山国王墓分布在城西2公里的西灵山下和城内西北部的东灵山下。西灵山东西并列1、2号大墓，附近有建筑痕迹、车马坑、陪葬墓等。东灵山下主要有4座墓并列，其中1、2、6号为大型墓，3、4、5中型墓为王族近属的墓葬。下面以1号墓为例说明中山墓葬结构。1号墓是发掘墓葬中最大的一座，现存封土高度达15米左右，封土上的享堂已被复原为有回廊环绕的三层楼阁式覆瓦建筑。封土为方形，由下自上呈三级台阶式。第一台阶的内侧有散水，第二台阶上有回廊建筑残迹，有壁柱及檐柱撑起回廊的顶部，檐下散水以鹅卵石铺筑。墓室两侧有6座陪葬墓，陪葬者头皆向主墓，有棺有椁，陪葬墓的墓扩打破了大墓封土，随葬器物早晚不同，说明这些陪葬者不是杀殉，而是自然死亡后才被葬到大墓旁。南面的东西两侧各有车马坑1座，墓室南面有杂殉坑、葬船坑各一座。主室平面呈“中”字形，全室分为南、北墓道、椁室、东北库（面积较小，无随葬遗物）、东库（陈列青铜器和漆木器）、西库（陈列礼乐器和玉器）六个部分，椁室为石筑，室内积碳。葬具为二棺二椁。据推测，中山王墓共有五层木棺，棺椁的层数在古代中国实际上是身份的标志，五层棺椁限于国君使用。椁室内还出土了极珍贵的“兆域图”铜版，铜版上用金银嵌出了中山王陵园的规划图。由这六座墓葬形成陵园及与其他中原大墓的情况可见，战国中晚期，随着各国君权力的加强，有了一个以国君为中心的陵墓，而且还有王后等陪葬墓，这也标志着东周墓葬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各以其族”的公墓制已走向了瓦解，国君单独的陵园制在逐渐形成。从墓葬中诸坑的分布来看，车马坑是典型的中原文化的产物，而杂殉坑仍然显现出强烈的北方游牧民族的气息，文化的包容能力可见一斑。
三 出土文物简况
（一）铜器：
战国的匠师们掌握了高难度的青铜器铸造技术，创造出独具特色、精美绝伦的青铜器。它们不仅具有中原各国的特点，更兼具北方民主善于刻画动物形象，器具机动灵巧，便于携带的特点。不仅将人物和动物形象塑造得千资百态，生动逼真，而且将模型发乳炉中烘烤以增加强度。器物复杂则采用最先进的分筑法、失蜡法等工艺。中国青铜器时代礼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列鼎数量的规定，然而战国中期偏晚期，列鼎制已基本失去了对墓主身份地位的象征。中山王1号墓西库出土九件升鼎。“九个鼎形制不一。第三、五、七、九号鼎有刻铭，从器形上看，第七、八号鼎盖较平，其他鼎盖呈缓圆形隆起，第九号鼎是一个铁足大鼎，所以不是同时制作成一套的”。与九件升鼎配套的是六件陪鼎，但是墓中只发现五件。从王墓出土的乐器来看，1号墓的编钟数量减少，之年代更晚的6号墓竟然没有发现出土乐器。这两个墓主的身份和地位和族属完全相同，仅仅差别是年代，可见，随葬乐器的崩溃和铜礼制的崩溃在时间上是大体一致的。出土的青铜云雷纹编钟和石制编罄两者演奏时依次编排悬挂。墓中发现大量的青铜器，在1号墓中，有90件有铭文的铜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山三器”：中山王铜鼎，铜身铁足，圆腹圜底，两耳二三兽蹄足。方壶，方座，盖上有二立兽，边棱上四夔龙，腹部两铺首。嗣子（妾子）圆壶，两铺首，圈足，盖饰三钮。这三件铜器记载了中山国的历史，填补了文献的空白，其中前两器铭文相似，主要赞颂中山国相邦司马赒率师伐燕之事，并谴责燕王哙让位于燕相子之，叮嘱嗣王警惕此类事件在中山国发生。第三器中有王昔，四位先王的庙号（文、武、桓、威），从而衔接起了六代中山王系。这不仅涉及到中山族属的问题，而且有利于1号大墓年代的确定。十五盏连枝灯是古代铜灯的精品，由灯座和7节灯架组成。灯底座为透雕三只夔龙，在蟠曲飞跃中巧妙将外圈与中间柱座连接在一起。下方以三只双身虎承托底座，虎口各衔一圆环。每个灯枝顶端各托一圆形灯盏，灯枝上为短尾猴长臂的猿猴形象，各具形态，构思精巧。另有短发式，上身袒露，下着短衫，腰系宽带的家奴于灯座上右手抛食，做戏猴状。山字形器是中山国独具特色的青铜器，其中一号墓出土5件，六号墓出土6件。器体呈山字形，顶部三锋作三角形，下部两侧成透空雷纹状，中间为圆筒状銎，其前后有方形楔孔。每件山字形器銎内均有朽木灰，由此可知，此器原应立于木柱上，木柱与銎间，由楔孔钉入木楔固定。銎的外侧下方刻有文字或符号，文字是铸作器物的机构和工匠的名称，符号是器物排列的位置。目前学者对山字形器的性质有不同看法，有的认为它是代表中山国的徽志 ；有的认为它是旗杆首 ；有的认为它是帐前所列之戟 ；有的推测它应排列帐前，或立于帐柱之上而围列帐周，并非宫殿前固定设置。与山形器同时发现的还有一些小件帐的构件像铜橛、铜接扣、顶式帐帽、错金青铜牛屏风插座、挑叉、套管等，考古学家推测出的中山国王军帐气势恢弘。此外，还出土了一些中山国的兵器，可见千乘之国的威风。错金银龙凤方案，龙凤方案由四龙四凤四鹿组成，结构和造型复杂，底部圆形，下有四只梅花鹿为足，上有龙凤扭结盘绕，翼尾相接，内收外敞，打破了传统青铜器的常规，充分反映出中山国分铸工艺的高超。银首男佣灯也是中山国的照明工具，灯座为一男佣，身穿右衽宽袖云纹锦袍，腰系宽带。据分析，这应该是具有高级身份的内侍或庞臣，社会地位较高的士也应该穿这种服装。对比齐国贵族的照明工具人形双灯上的男佣，身穿短衫和长裤，是社会地位底下的士所穿的服装，可见当时的士这一阶层已出现分化。
山字形器 目前学者对山字形器的性质有不同看法，有的认为它是代表中山国的徽志 ；有的认为它是旗杆首 ；有的认为它是帐前所列之戟 ；有的推测它应排列帐前，或立于帐柱之上而围列帐周，并非宫殿前固定设置。
青铜“中山侯”钺
青铜“中山侯”钺铭
铜灯
铜灯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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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
中山酒是闻名遐迩的酒中名品。为中山王殉葬的各式青铜酒器中，有成对的酒器一个盛水一个盛酒，根据当时的制度都分装有不同的酒，而且保存得相当完整，酒呈深浅不同的绿色，开盖时散发着浓郁的酒香，实验结果显示中山酒是用奶汁或者粮食酿造。
中山圆壶
中山圆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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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王兆域图
1977年秋，人们在墓坑角落的一块石头下意外发现了一块扭曲的铜板。这块长方形铜板在盗墓人放的那把大火中被烧得面目全非。清理之后人们惊讶地发现，这块长96厘米、宽48厘米的铜板表面，是一幅由金银线镶成的图案，旁边还有文字注释。
兆域图铜版“图上详注陵园各个部位发尺度，并附关于营建陵园的王命……长方形丘坪整齐的排列五个享堂，尺度则分为两级，居中的王堂和两侧的王后堂、哀后堂，均方200尺，相距百尺，两端间隔80尺的夫人堂和另一堂，则方百五尺。丘坪之外绕以内宫垣和中宫垣，前侧的两垣正中有门直达王堂，后部两垣之间又有四个方百尺的宫目前王陵四周的内宫垣和中宫垣还找不到痕迹，由诏命可知兆域图一式二份，一件随葬陵墓，一件收藏内府]兆域图的方向也是上南下北，左东右西，与中国古代的地图绘制惯例符合。
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也是中国保存下来最早的建筑平面图，也是目前惟一发现的中国古代王陵的设计图。
中山王陵兆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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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王陵兆域图
（公元前475－221年） 系战国时中山王的陵园规划图，48×94cm铜版（线条为金银丝镶嵌）。图中详细整齐地排列了五个享堂的方位，图面规整，线条匀称，注记清晰，注有相应文字说明。该图充分反映了中国战国时代制图技术已达相当高的水平，堪称中国古地图中的珍品，现藏于河北考古研究所。
中山王陵兆域图（公元前475－221年） 系战国时中山王的陵园规划图，48×94cm铜版（线条为金银丝镶嵌）。图中详细整齐地排列了五个享堂的方位，图面规整，线条匀称，注记清晰，注有相应文字说明。该图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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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到古地图，再来几个。
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地图（公元前299年）
战国未期秦国的县地图，26×18cm木版，共七幅。图上重点表示了境内的河流、居民地及其名称，部分地区还表示了树木的分布情况及里程注记和其它地名。地图对地形地物的表示内容丰富、形象。现藏于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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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放马滩纸地图
甘肃省天水市北道区党川乡放马滩 5号墓出土的西汉初年纸质地图。它是迄今所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用于书写的纸张实物，对研究造纸起源、造纸用料、造纸技术等具有重大价值。
纸质地图出土于1986年 6月，出土时置于死者胸部，因受潮图呈碎块，无法复原。其中绘有图线的最大残块，长5.6厘米，宽2.6厘米。出土时呈深黄色，逐渐干燥后，褪变为浅灰间黄色，表面有污点，纸面光滑平整，纸质薄软而有韧性，结构紧密，表面有细纤维渣。纤维排列杂乱，比现代纸厚，碎片边缘起毛，不规整。研究后知其制造过程经过切割、捣舂、制浆、沉淀过滤、挤压整平等工序。制纸原料为大麻，是早期麻纸。纸上用墨线绘有山脉、河流、断崖及道路。绘法与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驻军图》、《区域图》相似。从笔迹看，山、水、断崖用软笔绘成，道路则用硬笔所绘。
经对比研究，该墓时代当在秦晚期至西汉初年，故该纸图的产生年代，其下限最迟在西汉初年。放马滩秦汉墓出土的纸质地图，证明西汉初年已有书写用的纸张，而且质量较好，工艺成熟，达到了较高的生产水平。以此推测，纸的出现应能早到战国时期。
意义
第一,放马滩地图是当前所见世界上最早的实物地图.根据文献记载和铜器铭文，我国早在西周初期可能已有地图，但一直苦于没有实物证据.放马滩地图的出土，继马王堆地图之后，又将我国现存古地图的历史向前推进了将近一个半世纪，距今已有两千三百余年.更重要的是它填补了先秦战国时代实物地图的空白。世界上最早的古地图是公元二世纪托勒密《地理学》一书中的地图，它比放马滩地图已晚了将近五个世纪。所以，放马滩地图是当前世界上最古老的实物地图，为我国乃至世界的科技史,地图学史,增添了新的篇章。
第二，地图内容丰富，精确度较高，代表战国时代地图学的科学水平。放马滩地图的出土，以实物地图的形式，充分证实了先秦典籍《周礼》,《管子》中关于当时我国地图种类繁多，内容丰富的记载是完全可信的。而且，放马滩地图所示的地域和政区，又有良好的精确度。
第三,具有较高的制图技术，代表当时世界上的先进水平。放马滩地图虽然还比较粗糙，不如马王堆地图那么精美细致，但后者继承了以放马滩地图为代表的战国时代的制图艺术，是十分清楚的。马王堆地图采用的一整套制图规则十分先进,这在放马滩地图上已初具规模。而放马滩地图中水系，居民点，道路，地貌以及关隘，庙宇等地理要素的表示方法，不但大都为马王堆地图所继承，而且也成为后世地图之典范，基本符合现代制图思想，极其可贵，无疑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制图方法。在制图艺术方面，接合图的应用是其一大创造；而闭合山形曲线的试制成功，更是一大发明，它已具投影概念的意义，近似等高线的性质，相当先进。总之，放马滩地图的绘制特点与历史地位证明，我国先秦时期地图绘制水平，居世界领先地位。
天水放马滩纸地图 也是最早的纸实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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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国深平防区地形图：
长沙国深平防区地形图亦称长沙国南部地形图（西汉 文帝）1973年12月发掘湖南长沙市东郊马王堆三号汉墓（轪侯之子墓）时出土。绢底彩绘，成图于公元前168年以前。比例尺约为1：180 000，相当于汉代的一寸折十里，地图幅面为纵96cm、横96cm。原图上本无名，由于地图内容包含了山川、道路、城镇等要素，故取名“地形图”。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
本图上方为南，下方为北， 采用田青、淡棕、黑三色绘画， 较详细地表示了山脉、河流、道路、城镇、乡里等内容。河流表示得十分突出，从河源到下游，以逐渐变粗的线条表示。较大的河在河口处均注有河名。著名的深水、冷水在其源头标注“深水源”“冷水源”文字。 地貌表示颇具特色，山脉、山峰、山头、山谷诸元素皆清晰可见。采用闭合曲线表示山脉坐落、山体轮廓和走向，这是中国和世界上最早的表示地貌的科学方法，它虽然还不是18世纪出现的等高线，但已具备了高度概括和抽象的特点。该图翔实的内容、科学的表示方法，都超越了以往人们对古代地图传统的概念。国际制图学界普遍认为：马王堆汉墓地图是世界地图学史上罕见的珍宝，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长沙国深平防区地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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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国南部驻军图（西汉 文帝）
1973年12月发掘湖南长沙市东郊马王堆三号汉墓（轪侯之子墓）时出土。绢底彩绘，成图于公元前168年以前。
比例尺为1：80 000——100 000，地图幅面为纵98cm、横78cm。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
本图上方为南，下方为北。 采用红、黑、青三色绘画，出土时色彩艳丽。图上表示了军队番号、驻地、防区界线、指挥城堡等，均用红色表示。图上表示的三支军队：周都尉军、 徐都尉军、司马得军呈梯形布置。图幅中部的三角形城堡，是各支驻军的指挥中心。指挥城堡后面注有“甲钩”、“甲英”的地方是军队武器、粮草的集积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