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时有过短暂的土匪生活
1910年10月，姚雪垠出生于河南省邓县姚营寨一个破落地主家庭。交通闭塞必致愚昧落后，他刚出生母亲就想将他溺死。幸亏老祖母及时救护他才获生。
姚雪垠9岁才开始读私塾，一年半后就考入了教会办的高等小学。高小毕业后，他到信阳一家教会办的中学插班读二年级。新的学习生活刚刚开始，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了。战云密布，局势紧张。学校提前放了假。姚雪垠和二哥等4人结伴回家。一天中午，他们行至泌阳境内，正在下一道岗坡，突然听见背后连声叫喊：“站住！站住！”回头一看，有七八个土匪端着步枪向他们追来。
他们被土匪押着，离开官道順小路往东南走去。翻过起伏的丘陵，穿过稀疏的村庄到了匪巢，被关进西偏院的一间空屋中。院子四周高墙，寂静无声，凄凉的夕阳照射到院中的高梁堆上。望着眼前的情景，姚雪垠忽然想起在家乡时听到的“肉票”的处境：双手和双脚用铁丝绑紧，双眼贴上膏药，双耳灌了黄香，口里塞上棉花或破布。他心中一沉：说不定我们也要受这种折磨。
意外地姚雪垠受到特殊优待被一个土匪头目从“票房”里叫出来认做“义子”。从此，他既是“票子”，又是“贼娃”，开始了人生经历中永难忘却的土匪生活。土匪们去破寨，他就跟着助威；土匪们烧房，他就点火；土匪们向地主索款，他就代为写信。有一次，他们遭到军阀部队和几千名红枪会成员的追击和围攻。姚雪垠为表现自己的勇敢，并不快跑，流弹不时地从他身边划过。义父见状大声命令：“娃儿，快牵着我的马尾巴！”他又惊慌又坚定地说“不要紧”，拉着义父的马尾巴渡过了河。他们中计被包围在一座大庙中。四面到处是红枪会和地方军阀部队的旗帜。姚雪垠站在围墙内探出头向围攻的军队叫骂，还放了一串鞭炮装做放机关枪取笑敌人。一位叔叔关心地骂道：“娃儿，要打死你了！”随即把他拉下墙头。
农历年到了，“杆子”盘驻在义父所在的村庄薛岗过年。除夕晚上，姚雪垠被义父带着去见干娘。干娘正在下饺子，她拉着雪垠的胳膊，在灯下看来看去，不住口地夸赞。晚饭后，当屋里没有别人的时候，干娘小声告诉他：“娃儿，你干老子当蹚将不会有好结局。你是个读书明理的人，劝他早日洗手吧，也省得我在家天天提心吊胆。”雪垠望着她说话时浮着的泪花，不由心中凄然。
后来，这股土匪被打散了，义父托人把他送回邓县家中，这时已是1925年春天了。姚雪垠在土匪窝里整整度过了100天。这段带有传奇色彩的生活，使他熟知土匪们如何杀人放火，奸淫掳掠，但也从中看出他们若干被埋藏扭曲的善良品性。20年后，他根据这段生活经历，创作了自传体长篇小说《长夜》。书中主人公陶菊生便是他自己。每当他忆及总感触地说：“我写作《长夜》，并不是一个生活的旁观者，而是含着怀旧的感情写其中的一些人物。”
青年时参与革命工作
1929年春天，不到19岁的姚雪垠离家来到开封，寻找出路。一个同乡学生鼓励他继续升学。这对一个只有初中二年级水平的失学青年要在3个月的时间里，自修各门应考的功课，难度是很大的。还因战争频繁，交通中断，家中微薄的接济也断绝了。当时开封有担挑卖豆面丸子的，姚雪垠一顿只能买一碗。有时为了节省钱，只能买一个甜瓜充饥。即使这样，还是不能维持，于是，他试着写了一篇小说《两个孤坟》，投寄给《河南日报》副刊。后来报社通知他去领稿费——5角钱，他高兴得边走边跳。秋天，他被河南大学法学院预科班录取了。
入学不久，姚雪垠就参加了共产领导的地下斗争，成为一个大闹潮的“不安分”的学生。次年夏他捕了。由河南大学通往省警备司令部的路上，荷枪实弹的兵们押着“一干人犯”默默地向前走去。其中就有姚雪垠。他身体瘦弱，正生着病。走到鼓楼附近，天朦朦亮了。他心里自言自语：会不会天亮就毙？要是死，一定得喊几句响亮的口号，不能窝窝囊囊地死。如果放出来呢，那一定要写一篇小说，就从这鼓楼上的一片白光写起。
因无确凿的证据，4天后他被放了。但他那“不安分”的细胞依然在增长。当暑假又到来时学校当局趁着在校学生少，就以“思想错误、言行荒谬”为理由将他开除。为躲避再次捕，他逃往北平，开始了艰难的文学创作道路。
他最初来北平的目的，并非希望将来当作家，而是希望自己通过若干年刻苦努力埋头读书，能够成为一个马思主义史学家或中国文学史家。每天早饭后他就步行去图书馆。晚上9点钟闭馆，他常常等响过第二遍闭馆铃声后才从图书馆出来。秋夜，寒月当空，行人稀少，枯枝败叶在秋风中瑟瑟作响。他每晚经过金鳌玉蛛桥时总要对着月下的北海和中南海眺望一阵。风吹进他的蓝布长褂颇有寒意。此时此刻，他不免想到下月住公寓的钱和过冬的棉衣如何解决及结婚不久的妻子在开封如何生活等等。迫切的现实问题，使他不得不转向靠投稿生活。
抗日战争中，姚雪垠在李宗仁的第五战区长官司令部做文字工作。1939年秋，他在老河口開始创作长篇小说《春暖花开的时候》，并在《读书月报》上连载。其间，正遇上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他常常吃过早饭就带着稿纸同妻子跑到野外，向老百姓借一把小椅将稿纸摊在不平的椅子上，两肘悬空席地而坐。小椅子太低，稍写一阵脖颈就酸痛，需站起来活动活动才能再写。往往一个巧妙的构思刚刚成熟市内就传来了警报声，等轰炸机的嗡嗡声临近时，他才不情愿地将稿纸塞进皮包，伏倒在地。守卫老河口的国民党防空部队的高射炮很少，又瞄不准，日本飞机肆意轰炸和扫射。在这样的条件下，《春暖花开的时候》的创作也未间断。
拒写演唱材料被嘲笑
1951年，姚雪垠已经41岁，进入了不惑之年。此时，他在上海大夏大学任教，并兼任副教务长、代理文学院院长的职务。生活安定，条件优越，但是他却认为，一个30岁和40岁是两个关键年纪。在他快到30岁的时候，曾经有一个阶段非常痛苦，有时夜里忽然醒来，身上冒汗，忍不住就小声吟诵起屈原的两句诗：“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不到30岁的姚雪垠为什么会感叹自己“老冉冉其将至”呢？这是因为他在青年时代立下了远大的志向，希望自己在学术上或文学创作上做出突出的贡献。想想古今中外有很多名人都是在二十几岁就有了重大成就，对照自己，不由不心情痛苦。现在他所面临的是人生道路上的40岁关口。如果继续留在学校教书，后半生只能一边教书，一边研究学问。教书，当然很有意义，但是在学术研究方面能否达到一定的成就则没有把握。他衡量了自己的优势、劣势，决定离开教书岗位，重当专业作家。他把这次决定看作是背水一战，任何婉劝和苦留，都不曾使他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