琉璃厂，一片文化的沃土。
就是这片沃土，哺育了一代代学子。
就是这片文化沃土，托举起中国近二三百年间多少文化与科技巨匠。
“文化创意产业”近成热门话题。据报载，北京已经形成10个文化创意产业聚集区，将建八个文化创意产业园区。6月2日，文化部公布首批518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北京有13项晋升“国家级”，琉璃厂的厂甸庙会和荣宝斋木版水印技艺名列其中。
北京迄今为止公布的两批共40片历史文化保护区名单里，琉璃厂东、西两街亦在其中。
琉璃厂再一次吸引“眼球”。
琉璃厂曾经有怎样的“文化”，作为历史文化保护区的她该怎样被“保护”，又将怎样“创意”而去发展出产业来？一连串问题接踵而来。不由得人们不去再做探寻、思索、琢磨……
琉璃厂地名说故
琉璃厂的得名，始于元代建大都城时。据张涵锐《琉璃厂沿革考》，“元代建都北京，名大都城，设窑四座。琉璃厂窑为其中之一。分厂在三家店，派士到西山采制琉璃瓦器之原料，由水路运至海王村之琉璃窑以备烧制”。这个记载告诉我们：
——琉璃厂地名起始于元代；
——当年琉璃厂烧制琉璃瓦件的原材料，出自三家店。今天门头沟琉璃渠尚有遗址，且仍有烧制琉璃瓦器的琉璃厂；
——在元代，西山曾有河道可以通船运输物料到琉璃厂。
厂甸的得名，我以为是先自民间俗称，其词义指的是琉璃厂里一个大的空场。清时，位于今东城灯市口的灯市挪到琉璃厂等地，春节时人们的逛灯市便简称为“逛厂甸”，久而久之，俗成约定，厂甸便特指和平门外，从西河沿到琉璃厂十字路口一带。
孙殿起先生《琉璃厂小志》一书中，有据清乾隆时内府所制京师地图绘制的一幅琉璃厂示意图。该图的说明中说到琉璃厂的四至为：“北至西河沿，南到庄家桥及孙公园；东至延寿寺街及桶子胡同，西到南、北柳巷”。从图中还可见当时东西琉璃厂一带，建筑较为密集，其南北则各有大片空场。烧制琉璃瓦件，不但要有窑，还需大片空地放置原材料、半成品及成品等，故被称为“厂甸”或“窑甸”，当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清李慈铭《桃花圣解日记》，同治十一年正月十四日中写道：“下午复游厂市，至窑甸中，旁有吕祖祠，妇女烧香者尤众。前者有小石桥，已陷土中，俗名厂桥，盖明嘉靖以前，外城未筑时，此地有水，西流为清厂潭，又西南为章家桥，又南为虎坊桥，又南为潘家河，而自厂桥南为梁家园，可引凉水河，处处经脉流通。今皆久成平陆，并凉水河亦久迷其处。”从这段文字可见，曾有将厂甸地方称为“窑甸”的，这或也是在言其宽敞。另外，琉璃厂一带还曾有“厂桥”的“地名”说法。及至民国初年，改明沟为暗沟，石桥废了，厂桥的名称也随之湮灭。但“厂甸”却因了灯市流传下来。
在北京人的观念里，“厂甸”一般特指春节时的灯市，也有称“厂市”的。上引李慈铭日记中，便提到“厂市”。便是在日常，也时有把“逛琉璃厂”称之为“逛厂甸”的，可见厂甸在北京人心中的地位之高。
琉璃厂━━学问引发的文化街
北京的书市，有文献可考的，当以明代大明门前的为最早。其位置在正阳门内，中华门（约在今天安门广场国旗旗杆的地方）前偏右。每届科举会试，总有书市并文房四宝、日用百货等摊点列于考场前。
据胡应麟《少室山房集》中记载：“凡燕中书肆，多在大明门之右及礼部门之外，及拱宸门之西（今毛主席纪念堂西）。每会试举子，则书肆列于（考）场前；每花朝后三日，则移于灯市；每朔望并下（一作“浣”。下浣——阴历每月二十一至三十日）五日，则徙于城隍庙中。灯市极东，城隍庙极西，皆日中贸易所在也。灯市岁三日，城隍庙月三日，至期百货萃焉，书其一也。”
明嘉靖年间，为安排进京赶考的举子住宿，会馆在正阳门外两侧出现。与此相对应的，则有书市在大明门附近，包括西河沿、打磨厂一带。至于在城隍庙和灯市的书市，则因为那是明代京师生活中东西两大名“市”之故。今灯市口仍有家中国书店，或者是当年灯市的一种特殊的城市“记忆”。
明末清初，都城隍庙遭大火。其后书市南移慈仁寺，即今天广安门内的报国寺（寺为辽金时报国寺的旧地，明成化初，更名为大报国慈仁寺），每月的初一、十五和二十五有集，也有百货云集，并附有花市。
顺治进士、刑部尚书王士（1634～1711），号渔洋山人，山东新城（今桓台）人。其人品、学问在士人举子中极负盛名，门生甚众，影响很大。很多人一如今日的“追星族”，渴望拜谒而不得。或有人告诉：“此易尔，但值每月三五于慈仁寺书摊候之，必相见矣”。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便曾在一首诗的自注中写有“渔洋（指王士）龙门高峻，不易见，每于慈仁庙寺购书，乃得一瞻颜色”之语。
报国寺里摊贩与顾客讨价，要想卖个好价钱，也会提到“此书经新城王先生（王士）鉴赏过”，或者“这件古玩经冢宰商丘宋仲（）先生鉴赏过。对方听到被这两位古籍、古玩大家都鉴定过的，便会绝对相信其物之真其价之实。
这两则故事说明当时京师士子学人与报国寺书市关系之密切，且一些名家在书市所享有的权威、盛誉。京师的书市成了学问切磋、文化交流等的“中心”所在。
康熙十八年（1679年），北京大地震后，慈仁寺逐渐衰落。花市迁往附近的土地庙（今宣武医院一带），书市和古玩市移往琉璃厂。
大约在康熙后期，年初的灯市由内城改在琉璃厂的厂甸，琉璃厂渐次发达起来。
乾隆时，各地在北京外城建会馆已成风气。不单各省争建会馆，便是大县也建馆，以致外城房屋基地价格腾贵。
一方面是清初“满汉分城而居”，汉族高官们纷纷在宣南一带安家落户；另一方面，会馆蜂起，又使琉璃厂附近有大批士子云集。他们之间“以文会友”，交往酬酢，更激发、促进了琉璃厂文化商业的发育、发展。
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起开馆修“四库全书”，至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编纂出我国最大一部丛书。这９年间，或为官方征集，或为书商采购，天下典籍潮水般汇聚京城，涌向琉璃厂。也就在这时，琉璃厂发展成为京城赫赫有名的文化街市。
当时的书法家、金石学家翁方纲在其所著《复初斋文集》中写道：“乾隆癸巳，开四库馆，……每日清晨，诸臣入（翰林）院，设大厨供茶饭，午后归寓，各以所校某书应考某典，详列书目，至琉璃厂书肆访之。是时浙江书贾奔辏辇下，书坊以五柳居、文萃堂为最”。翰林院的四库编修们到琉璃厂书店寻检书籍、字画、文物等，成了那时一个特殊的街景。
其后百余年，及至清末时的京城官员们，仍然在退朝后或休息日里，常常不约而同地到琉璃厂寻书搜宝，竟日方归。甚至还有人寻得好书，却一时囊中羞涩，竟就典当随身衣物买书的。嘉庆年潘际云清芬堂集琉璃厂诗云：“细雨无尘架小车，厂桥东畔晚行徐。奚童私向舆夫语，莫典春衣又买书”。诗中便生动地描写到书童与车夫悄悄耳语：今天车上那主儿别为了买书，又把春衣典给当铺。
辛亥革命后，科举废，新学兴，琉璃厂书市也与时俱进，紧跟社会、市场的变化。一方面是一些卖旧书和碑帖的，“仍承袭乾嘉以来讲风雅与讲朴学之风气”，与顾客交流、切磋着古籍的版本、校读、刻印，抑或碑帖的宋拓还是明拓，是原刻还是翻刻等等。书铺老板、店员的学养识见，往往让顾客惊讶、钦佩，更增添了书店的厚重、深沉。另一方面，随着高等学校的兴起，又有一批书店转营教材及各类新书，包括国外学术及文学、历史等领域书籍的译本等。当时北京乃至北方数省学校书籍，大都出自琉璃厂书店。
不管书店经营方向与内容有了怎样的变化，但待客的风格依然如故。正如瞿蜕园《北游录话》中所说，琉璃厂在当时便是一个大的“公共图书馆”，“书店门面虽然不宽，而内则曲折纵横，几层书架，三五间窗明几净之屋”，人们在其中，或寻书觅帖，或彼此论书谈心，恣无拘束。“书店伙计和颜悦色，奉承恐后，决无慢客举动”，“虽是买卖中人，而其品格风度，确是高人一等。无形中便养成许多爱读书的人，无形中便养成北京之学术气氛，所谓民到於今受其赐着，琉璃厂之书肆是矣”。
即便是到了今天，虽说有了分布北京各处的大书店、书城，也还有不少人到琉璃厂寻书觅宝，还总有人带着晚辈逛琉璃厂，称之为给孩子们传统文化的启蒙、熏陶。
厂甸━━京师春节的文化狂欢
今年６月初，北京的厂甸庙会与我国的春节一起被列入首批518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为什么北京一个厂甸庙会就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怎的它就这么“金贵”？
我以为个中道理大要有二：
一是厂甸庙会历史悠久。
厂甸庙会━━起于明嘉靖，兴于清康熙，盛于乾隆，绵延至今近400余年。它是北京春节时一个隆重的集市，它是北京民俗中一大重要内容。
明代的灯市，起初在今东城区的灯市口。嘉靖年间，为皇宫的安全等，灯市移到琉璃厂、花市及正阳门外等处。
康熙十八年（1679年），慈仁寺遭地震破坏后，以书籍文玩为特色的庙市移到琉璃厂。琉璃厂有个火神庙，每年正月初三至十六日，庙会兴旺。附近还有真武庙、延寿寺等古刹也在这段时间开庙。官办的灯市加上寺院的庙会，“逛厂甸”便成了在京城人春节生活中一大重要内容。
到了乾隆时，文化街的兴起，更使这里的年初灯市如火上浇油，一下子热闹起来。随着发展，厂甸的“庙会”味道越来越淡，甚至到了晚近，城市的发展变迁，庙渐次地没了，“庙会”却流传下来，“灯市”也被约定俗成为“庙会”，于是，“厂甸庙会”成了北京人岁首一种特殊的聚会、特殊的文化娱乐活动。
据《帝京岁时纪胜》(1758年刊印)记载，乾隆时的厂甸庙会，“每於新正元旦至十六日，百货云集，灯屏琉璃，万盏棚悬；玉轴牙签，千门联络，图书充栋，宝玩填街。更有秦楼楚馆遍笙歌，宝马香车游士女”。
据1931年春节厂甸大略统计，有商贩一千余户，其中古玩玉器300余户，玩具类200余户，用品类100余户，其他200余户。
抗战胜利后的厂甸，虽“残灯末庙”萧条冷落，但逛厂甸的人次仍在20万左右，是当时北京人口的五分之一。
1963年的厂甸规模最大，货摊从和平门护城河桥头，一直摆到虎坊桥十字路口，游人高达400万人次。
二是厂甸庙会文化内容丰富多样，被称为“文市”，实则是北京的春节大狂欢。
厂甸，一般从旧历的正月初二开到正月十六，凡十五日。除了琉璃厂自身的店铺外，在这里的空场和街巷胡同两旁，还搭起了许多彩棚。和一般集市庙会不同的是，厂甸以书籍、字画、古玩、纸墨笔砚等为主角，因而被称为“文市”。
孙殿起先生在其《琉璃厂小志》中，记述了1936年春节厂甸摊商门类与分布情况便是明证。他说：海王村公园为厂甸市集的中心。厂东门的火神庙，更是游厂甸人们所必至。在海王村公园里面，南边是玩具摊，古玩摊多在北边。环绕海王村公园的，北边是风筝摊，东北是乐器摊。南是食品摊。南新华街上则有画棚、书画摊、鲜花摊等。珠宝玉器摊多在火神庙内。与此同时，琉璃厂各书店等照常营业。
更添节日情趣的是，厂甸汇聚了北京及近畿著名的民间手工艺品，有20余种。如“毛猴”，即用中药辛夷、蝉蜕做成的猴子造型。蜡制瓜果梨桃，放在果盘里，几可乱真。还有蜡制的小鸭子、青蛙等，可放在水中赏玩。如琉璃片、玻璃鱼缸等琉璃制品。还有风筝、空竹、面人、泥人、鬃人、剪纸、绒花，竹木制的刀枪剑戟，小腰鼓及微型的镲、锣等铜响器等等。口琴及箫笛胡琴等乐器也在厂甸销售火爆。
在厂甸，各种民间传统小吃大行于市。如艾窝窝、驴打滚、年糕、扒糕、茶汤、豌豆黄、豌豆粥、棉花丝、豆汁、爆肚、煎灌肠等。似乎没吃传统小吃，就不算是逛厂甸了。
在厂甸熙熙攘攘、摩肩擦踵的人流中，多少人高擎着火红的大糖葫芦，“忽悠”着嘎嘎欢唱的风车，一片喜气洋洋，一片春风得意。也有人或夹着刚刚淘到的书籍，或提着着新置办下的纸笔砚墨，匆匆而去，带着悄悄的欢喜。更有人围聚在画棚、字画摊前，品味着或者与人低语着，念叨着什么玄机奥秘。书店里，则一片静谧，人们沉入故纸堆里披沙淘金……空中传来四九城此起彼伏鞭炮的炸响，为逛厂甸的人们鼓噪、助兴。不时，还会有谁家的鸽子飞上蓝天，拖曳着鸽哨悠悠的鸣响，洒下春天的欢唱。
所有这一切，都给北京人的新春佳节，增添了无尽欢快的文化内容与情趣。
这是一个北京独有的特殊集市，是个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社会所有阶层的人们共庆新春的文化大聚会、大联欢。
藏民族在春节，有个隆重的“晒大佛”仪礼。将崇敬的佛像抬到山坡上，展示在阳光下，顶礼膜拜。
在北京，春节，各行各业各界各族的人们，在一年的起始，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高高擎起，展示欣赏，顶礼膜拜，宣扬播洒。这是一个民族的大聚会，民族文化的大聚会大狂欢。
北京，天子脚下，首善之区，五方杂居，人才荟萃，就荟萃出创造出一条“琉璃厂”文化街、一个“厂甸”年节文化集市，两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北京对中国，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巨大贡献！
琉璃厂━━北京曾经的“文化创意产业”地
说琉璃厂是名人、名店、名家、名书、名品“五名荟萃”，一点儿也不为过。但这里却很不讲“派头”，不以貌取人，倒很讲究求学、治学、治业的虚怀若谷。
很多关于琉璃厂的文章都不约而同地讲到那里店铺简朴的门面，雅静的环境、气氛。但就在这不显山露水的斋、阁里，那老板、伙计就可能是个古籍版本大王、期刊专家、书画鉴赏专家、古玩鉴定家、制笔世家、制墨名家、镌刻家、书画装裱整修专家，或者是著名的著作家、书法家、国画大师、收藏家……，就连在这儿卖酸梅汤、豆汁儿的，都是北京有名的“信远斋”、“豆汁张”。
近人夏仁虎在其所著《旧京琐记》中，记载清光绪戊戌（1898年）以后的琉璃厂时说：“琉璃厂为书画古玩商铺萃集之所，其掌各铺者，目录之学与鉴别之精，往往过于士夫，余卜居其间，恒谓此中市佣亦带数分书卷气，益能识字，亦彬彬有礼。”
通学斋书店的孙殿起先生，著有“丛书目录拾遗”、“贩书偶记”、“清代禁毁书目(补遗)”和“清代禁书知见录”等，仅从“书名”，就能看出其术业“专攻”的特点来。此外，他费时数十载，辑撰出数十万字的“琉璃厂小志”，记述了琉璃厂书业的沿革、变迁，各店特长特点，以及厂甸风光、名人故居等，已成为北京史研究的重要著作。
松筠阁的店主刘际唐与刘殿文父子二人，先后被称为琉璃厂“期刊大王”。
1921年时，刘际唐注意到有人寻找各种杂志，从此便开始搜求别人不屑一顾的旧杂志，再配成整套出售，还曾自己编纂了一个12册的《中国杂志知见目录》。积年累月的努力，松筠阁以杂志为专业，在琉璃厂独树一帜。行里人送给刘殿文一个“杂志大王”的雅号。他辞世后，长子刘广振继承父业，又成为第二代杂志大王。
解放前，吴晓铃、郑振铎、刘半农、刘景超等学者常到松筠阁“淘换”旧期刊旧报纸。唐先生也经常把所要期刊开出目录交给刘广振，刘总会很快配齐送过去。收集全《晨报副刊》是唐先生多年的愿望，在他去世前，刘广振终于影印配全，了却了唐先生的一大心愿。唐先生曾说，“没有琉璃厂，便没有我鲁迅研究的成果”。
尊古斋(后为通古斋)的黄伯川、黄镜涵父子都是青铜器鉴定家、金文考证家。黄伯川著有《衡斋金石识小录》、《衡斋藏见古玉阁》十数部著作，共112卷。黄镜涵在五十年代曾被中国历史博物馆聘为考古顾问。萃文阁的魏长青先生，是享誉海内外的著名金石篆刻家，曾与弟子徐柏涛为人民英雄纪念碑镌刻毛主席题词及周总理撰写的碑文。
琉璃厂真是有难能数清的名字号和“术业有专攻”的名人。他们靠着自己的创造力、技巧、天赋，把图书、书画及古玩的经营，推演到高超的专业水准。他们是出色的知识信息传播者与咨询人，能提供有价值的线索、踪迹和学术研究动向，并使之与商业相结合，从而，与各领域多门类的专家学者直接“对话”、服务。以致，钱玄同、刘半农等人多称琉璃厂书摊为“安身立命”之所，是说赖以琉璃厂的书籍和书商们，他们才得安学问之身立学问之命。
其实，在琉璃厂文化街披沙淘金，攻读钻研，留下足迹的文人学子，何止千万。其中，从清乾隆以来（甚至更早些时候）迄今的学界名人乃至科学、文化巨匠，如纪晓岚、林则徐、王懿荣、吴大，到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再及李大钊、朱自清、鲁迅、周作人、胡适、郑振铎、吴承仕、黎锦熙、陈垣、傅种孙、沈钧儒、郭沫若、马衡、罗振玉、邓之诚，著名书画家齐白石、张大千、于右任、陈师曾、林琴南等，还有离我们很近的老舍、邓拓、吴晗、廖沫沙，翦伯赞、启功、白寿彝……，数不清学科门类的专家学者、社会名人，就曾经穿过琉璃厂狭小而幽深的街道，在那些古朴的店铺里寻书访宝。也正是从这里汲取了中华民族文化博大精深的精髓血脉而融会贯通，并在与世界广泛的交流中，他们又把祖国文化、科技，推向更新更高更为丰富的境界、水平。
琉璃厂文化街的书店，居然能从清初起历三百余年，成为京城图书及相关文化商品流转的中心，这已经是商业发展史上一大奇迹了。其经营风格与特点还拓展到东安市场、西单商场等的书店，影响到北京书业经营管理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影响到北京“京味商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这就更是北京商业发展上奇迹中的奇迹了。
但更重要的是，它竟于无形中养成许多爱读书的人，于无形中养成北京的学术气氛，并托举出中国近代史上数不尽的文化巨匠、科技大家和各级各类学校的名师。这便超出了一般商业街或商业的范围，而影响到一个城市文化个性的形成与发展，且至今依然在北京和全国各地人们心目中，享有很高的知名度、美誉度。
琉璃厂是人民大众的。她朴实无华，很平民，没有贵族气；但又很庄重、典雅，如博学、循循善诱的良师益友。琉璃厂是一片“文化沃土”。她哺育了一代代学子，她托举起中国近二三百年间多少文化与科技巨匠。
倘然琉璃厂“历史文化保护区”能保护出这样的“历史文化”，倘然琉璃厂“文化产业园区”圆出这样的味道和魅力来，就到位了。
来源：北京观察